老北京在混泥土搅拌车的轰鸣中且战且退

   《再会，老北京》读着很有亲切感，特别对住过四合院的读者而言，简直就是在买菜回来的路上碰见了动迁后许久没有音讯的老街坊。读完了却没什么可说，已经不是街坊了，多说无益，徒添感伤。也不是真的无话，想说的太多了，也不仅仅是胡同的消亡，社会在前进，势必要甩下一些东西。这是无奈的事情。然而最终也不是一句无奈就能推卸得了的事。没了就是没了，就是把所有大厦都加上个帽子也于事无补。

    美国佬小梅（作者迈克尔·麦尔的中文昵称）在北京的大栅栏住了两年多，喜欢上了房东的水饺，胡同小店的刀削面，友善的街坊，遮蔽胡同的树木，习惯了没有隐私的四合院生活以及洗澡和如厕的尴尬。小梅在杨梅竹斜街的生活“完全没有什么隐私，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看在眼里。”小梅和写《江城》的何伟一样，在中国长期生活过。不过，何伟在涪陵被看作老外，而麦尔被北京街坊们称作“小梅”。后者的房东进他的房间不会敲门，但会逼着他吃完早饭再去上班。这也许就是北京人和北京城与其他地方的不同，他们以惯有的大气接纳外来事物，也“不在乎”任何改变带来的后果。

    小梅说他看见“中央湖区”及周围的建筑、胡同，清澈高远的天空，就“一见钟情”了。但他的态度很公允，赞美胡同的好处，也不回避弊端。他把从书本上获得的老北京知识，主动融进实际居住得来的经验中，再跳出来重新审视，于是获得了一种异于常年居住在胡同里的原住民的体验。有些地方是他直接描述，有些地方是他站在了屋顶，去俯瞰胡同。有时他把四九城压缩在几百年的历史里，以便参照今天的变化，他还拿来中国其它地方的变化作比较，例如天津；甚至拿欧美的一些城市变迁史及相关理论作参考。这使得该书既有老北京的原汁原味，又增添了一点形而上的思考。

    他交朋友，到处走访，比他的街坊们更清晰地觉察到，“一种正在消亡的珍贵的生活方式，每天在这布景前争分夺秒地上演着。”一种文化，或生活方式的选择，并不是总是主动的。满族人入主北京，被中国文化俘虏，反过来，明朝垫底的老北京生活亦被满族文化所影响。当整个中国步入市场化，作为首都的北京首当其冲——其实历来如此，例如解放后的现代工业化。毛泽东认为从天安门上看见烟筒高耸才是北京最美的风景——如今工厂或拆或迁，厂区文化及生活方式也随之消亡。人们并不惋惜，因为这种选择是被认为是正确的。在其它地区，比如传统重工业的沈阳，厂区生活则被人认为值得怀念。在历史文化厚重的北京，城市现代化进程与古建筑、四合院有矛盾，但也不是当年领导人认为的，与工业化相抵牾的那种矛盾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，此种矛盾不可调和。如今的矛盾，是市政府相关部门、地产开发商的政绩和利益追求与文化保护、居民切身利益的矛盾。它完全可以调节到“双赢”，之所以形成今天的一边倒状况，是因为强势的一方没有调和的想法。小梅议论说，“这个工程（胡同拆迁）的初衷本是美化北京城，为居民提供符合标准，质量过关的居住条件，到头来却助长了政府认可的土地投机买卖。”“最令居民怨声载道的一点是开放过程缺乏透明性”此种粗暴的行为近年来被曝光得少了，并非是得到了有效的制止，而是能够拆迁的胡同越来越少。

    在二环内提供家政、装修、废品回收等服务的外地人也随着胡同的拆迁而转移到郊区。小梅的朋友“废品王”不得不将他的回收站一搬再搬。仅存者和胡同保护区原居民一起挤在大杂院里，所谓的“天棚鱼缸石榴树”的四合院在此之前就已成为回忆。但不足原来数量八分之一的幸存的胡同，仍在代表着老北京文化，许多改头换面者，比如改建后的琉璃厂、前门大街、隆福寺则丧失了这种荣光。北京的"老街生活"在混泥土搅拌车的轰鸣中且战且退。难道鱼与熊掌真的不可得兼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同时也不存在答案，因为有人直接略过鱼，他们只想要熊掌。